古代的画家、书法家，大多嗜酒，原因有二：一是他们的气质与性格特征鲜明，多愁善感，生活追求浪漫气息，希望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个性，因而以酒浇愁，借酒兴来体味生活的趣味。二是酒能推助书画作品的产生。因酒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，它可使人精神亢奋，才思敏捷，从而激发出珍贵的灵感，这样，不但易于促成书画艺术品的诞生，而且可提高作品的质量。

　　酒，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，初向卫夫人学书法，后去官，与东土士子日尽山水之游，饮钓自娱，书法更加精进。其著名代表作《兰亭集序》，便是他于绍兴兰亭和孙统、孙绰、王蕴等四十一人聚饮时写就。唐代“草圣”张旭作书，往往是酒后激情方起，醉后大呼狂走才索笔，有时甚至不用笔，而“以头濡墨，一甩而就”，“变化无穷，若有神助”，待酒醒后再写，竟“不可复得”（《唐书·张旭传》）。宋代书法家苏舜钦，官运不佳，被谪放到苏州时，常练草书，有时酒酣落笔，较之平时更洋洋洒洒，别具一格，人争传之。明朝遗臣朱耷，往往于醉后挥毫。人们知其嗜酒，闻字、画“皆得其醉后”，所以，为了得到他的作品，便“置酒招之”，将纸、墨置于席边，待酒兴大发，他便开始泼墨，或“攘笔搦管，狂叫大呼”，结果是“洋洋洒洒，数十幅立就”，而“醒时，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，虽陈黄金万镒于前夕顾也！”（见《清朝艺苑》）

　　不仅书法家创作借助于酒力，许多画家亦然。在美术史上，秦汉间的“千岁翁”安期生，曾“以醉墨洒石上，皆成桃花”（《酉阳杂俎》）。唐代吴道子，“每欲挥毫，必须酣饮”（潘天寿《中国绘画史》）。张志和“喜酒，常在酣醉后，或击鼓吹笛，舐笔成画”（同上）。宋代包鼎，为画虎专家，每当画虎之前，总是首先“洒扫一室，屏人声，塞门涂牖，穴屋取明，一饮斗酒”，然后“脱衣，据地卧、起、行、顾”，感到自己真像老虎时，又“复饮斗酒，取笔一挥尽意而去”（见《后山谈丛》）。元代画家钱选，“酒不醉，不能画”。明代画家吴伟好“剧饮”，人们欲得到他的画，需“载酒……往”。清代画家郑板桥，酷爱狗肉和饮酒，富商大贾虽“饵以金千”，也难得板桥字画，而不少人以狗肉或烧酒，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。

　　我国古代借酒作画、作书者，远非上述诸人。可以说，大部分画家和书法家的许多艺术精品的产生，都与酒密切相关。当然，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出精湛的艺术品，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他们的勤学苦练。但是，也绝不能忽视酒对书画作品的诞生的巨大推助作用。这是书画家饮食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。